从所谓“补语” 谈古代汉语语法学体系的参照系

《汉语史学报》2005年第5辑,上海教育出版社

从所谓“补语”谈古代汉语语法学体系的参照系*

刘丹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 引言：从“印欧语眼光”谈起

假如不考虑西洋传教士编写的语法书①，那么古代汉语的语法学体系开始于1898年的《马氏文通》，而现代汉语语法学体系开始于1924年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后者颇受前者影响。后来的发展，却是古汉体系跟随现汉体系演变，以致出现用现汉体系硬套古代汉语的情况。现在有一种说法，研究汉语要摆脱“印欧语眼光”。这非常好。用到古代汉语上，同样可以说，研究古代汉语要摆脱现代汉语的眼光，更确切地说是摆脱“普通话眼光”（现有的现汉体系并未很好照顾方言的事实），包括摆脱“普通话眼光”中的印欧语眼光。此外，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更要摆脱汉语的眼光。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印欧语眼光”？摆脱“印欧语眼光”以后，汉语语法研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眼光？摆脱普通话眼光后，古代汉语语法研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眼光。有人说，不要任何其他语言的眼光，就要汉语自己的眼光。回顾一下历史，这样说未必公平，不但难以从“印欧语眼光”前进，还可能导致后退，甚至是更严重的印欧语眼光。

本文想以古代汉语的所谓“补语”问题为例，说明以先秦汉语为标准的古代汉语语法学套用现代汉语语法学造成的问题，探讨摆脱印欧语眼光和普通话眼光后用人类语言共性和类型差异的眼光来改进古代汉语语法学体系的意义。在此之前，先简要分析一下“印欧语眼光”的含义和来历。

印欧语的眼光是汉语语法学体系的直接催生者，其作用至少不亚于当时梵文语音学的引进对汉语音韵学的促进作用。在模仿“泰西葛郎玛”的《马氏文通》之前，我们的祖先研究汉语至少已有两千多年，也出现了一些虚词类著述，其中有些还有相当的分析细度，但并未形成系统的语法学。正是在受过西方传统语法学训练的传教士接触汉语实际、中国学者接触西方语言及其语法学说的双向交流中，在汉语和印欧语言的对照中，或者说在用印欧语眼光注视汉语的过程中，汉语语法学体系才从无到有地诞生。印欧语眼光在这一历史性转折中是功不可没的。假如要寻求摆脱“印欧语眼光”之后的所谓汉语自己的眼光，那就只能是印欧语眼光引进之前的汉语眼光，也就是从《马氏文通》走回《经传释词》。难以相信这样的眼光能给语法研究带来更大的进步。另一种对印欧语眼光的摆脱，是以印欧语为参照来突出汉语的特点，但是其结果却可能是更彻底的印欧语的眼光，也未必可取（详下）。

分析起来，印欧语眼光在汉语语法研究史中依次出现过两种主要的表现。一是模仿，强调中西共性；二是参照比较，强调汉语特性。现在往往只将前者说成印欧语眼光，下面我将说明后者也是一种强烈的印欧语眼光。

模仿，就是用原供分析印欧语言尤其是拉丁语或英语而用的西方传统语法框架来分析汉语。学者一般所批评的印欧语眼光也主要针对这种学术实践。《马氏文通》和《新著国语文* 本文初稿在新世纪汉语史发展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12月浙江大学）上宣读。研究得到中国社科院重点项目《汉语方言语法比较研究和方言语法语料库》的资助。

① 传教士编写的这些语法书是真正最早的汉语语法书，其中瓦罗（Varo）编的《华文官话语法》（1703年出版）比《马氏文通》早了近200年。这些著作中也不乏对汉语语法的真知灼见，但它们对汉语语法学日后的发展实际作用不大，其在中国国内学术史上的实际影响力无法比肩《马氏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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